母与子 两代人 接力掩护同一人

2020-03-13 17:15:23 来源:泉州bao1618家杂志 责任编辑:林春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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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与子 两代人

接力掩护同一人

——访路口村“老接头户”朱水莲一家两代人的革命故事

文 本刊记者 林春婷

泉港区涂岭镇路口村,从土地革命时期到惠安解放都是我党地下活动的据点村,1983 年 8 月 12 日,福建省政府确认该村为老区基点村。

20 世纪初,路口村大批村民前往厦门谋生。在厦门受革命浪潮的推动,许多人投身革命,其中先进分子先后加入共产党并成长为骨干。作为一个“基点村”,路口村有许多人曾经为革命作出了贡献和牺牲,同时他们也在家乡播下了革命火种。

朱水莲和她的儿子陈振辉便是其中的两位,她们母子两人曾不顾个人安危,两次接力保护过当地党组织负责人蓝飞凤,助其安全脱险。

近日,笔者一行驱车来到路口村,寻访朱水莲同志的孙子陈志添,重温陈志添的奶奶朱水莲和他的父亲陈振辉的光荣革命事迹。

勇敢的母亲——朱水莲

朱水莲,1899 年出生,惠安县涂岭乡下打珠村人,1928 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她兢兢业业,默默无闻地为党做了很多工作,1948 年病逝于涂岭乡路口村。

朱水莲小时候读过一年私塾,长大后处事有主见,善于言辞,为家里人所敬重,也很受邻里尊敬。

1917 年,她与惠安县路口村陈玛水结婚。当时正是军阀混战,盗匪蜂起,民不聊生。路口村土地瘠薄,又是土匪经常出没的要冲,乡里穷苦人家纷纷背井离乡外出谋生。朱水莲和丈夫、公公一起随着穷苦乡亲到厦门谋生。

在厦门,朱水莲的公公陈港在法国驻厦门领事馆当雇工;丈夫陈玛水在电话公司当苦工;朱水莲则在外国人家里当佣人。他们仍然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

在陈家,陈志添给记者看了他家旧房子的老照片,他父亲陈振辉生前的老照片、毕业证书以及回忆笔记等。据陈振辉笔记回忆记录,苏发全烈士是他父亲陈玛水的堂弟,1927 年参加了中共地下党。他母亲朱水莲是 1928 年由苏发全介绍参加革命的。

当时,地下党交给朱水莲的任务是交通联络,通知开会和传递情报。她与当时中共福建省委领导人罗明、陶铸以及在省委地下印刷所工作的蓝飞凤等同志,都有过直接联系。

在送情报时,朱水莲考虑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如何安全地把情报送到指定地点。为此,她想出了不少巧妙的办法,有时她用厦门人拜佛祈福用的“保生大帝”的符纸包着情报,插在发髻里送出去;有时她装扮成贵妇人模样传递情报;有时她用小推车推着外国人的小孩子做掩护,把情报送到指定地点。每次她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当时,惠安的地下革命斗争正在蓬勃发展。惠安地下党领导人吴敦仁、吴国珍以及陈平山、陈兴桂等同志先后以路口村为据点,广泛开展革命活动,组织农协会,建立农民武装,发起反抗当局“包捐”“包税”的斗争。为了加强省委和惠安县委的联系,朱水莲经常往返于厦门和路口之间,传递党的信息。

1930 年春,中共福建省委为营救被捕的省委地下革命同志,组织了全国闻名的“厦门劫狱”。当时,党组织派朱水莲从鼓浪屿送两支短枪到厦门某地,朱水莲欣然受命。她乔装成孕妇,冒着危险,机智勇敢地穿过了敌人的关卡,完成了任务。这样险象环生的经历有很多,也为朱水莲后来完成更为艰巨的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朱水莲在厦门大劫狱后不久,因工作需要,回到路口村,继续做党的通讯联络工作。

1930 年 5 月,惠安地下党积极分子会议在涂寨和弄村黄尧滨家中召开,会议确定惠北以涂岭为活动中心,惠东以后洋为活动中心,抓紧整顿和加强地方武装力量,扩大武装队伍。会后,陈平山、蓝飞鹤和吴敦仁、陈兴桂、陈冬水等同志在路口村办了“青年俱乐部”,以“俱乐部”为核心,在周邻几个乡村办了夜校,建立农会、妇女会、少先队、儿童团等组织,把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朱水莲被任命为路口妇女会主任,少年陈振辉加入儿童团。

妇女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动妇女组织起来,走革命的路。朱水莲利用上夜校,在田间干活、串门等机会,和少先队配合,向广大劳苦群众,特别是妇女,宣传革命的道理。她工作积极,作风正派,深得广大妇女群众的信赖。在她的发动和影响下,叶水娘、程些等一大批妇女参加了妇女会和夜校妇女班。

一大批妇女觉悟了,但是也有不少人被家庭拖住后腿。有些群众由于存在封建思想,看不惯农村妇女与男人一起参加革命活动,妇女们参加革命遭到封建势力的种种阻挠,朱水莲也是这样。她婆婆看到她在村里村外到处奔跑,对她十分不满,骂她是“共产婆”。朱水莲向丈夫和公公表示,如果婆婆坚持反对,她为保守地下党的秘密,愿以“吞金自杀”相报。同时,和丈夫、公公一起耐心地教育婆婆,终于使婆婆觉悟了,把一座新盖成的大厝腾出给地下党作为活动场所。当时地下党领导人陈平山、蓝飞鹤、蓝飞凤、吴敦仁、陈兴桂等同志经常在朱水莲家聚首,召开会议,研究工作,朱水莲则为他们站岗、放哨。那些来路口开会、联络的同志,朱水莲长期无私地提供他们膳宿。

在执行保密、防特、交通联络等任务时,朱水莲都要冒着生命危险,利用卖菜、赶市、拾粪、串门、走亲戚等作掩护,与敌特周旋。

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1930 年 9 月,惠安人民在中共泉州特委、惠安县委的直接领导下,举行了武装暴动。

暴动前夕,朱水莲领导着妇女会和夜校妇女班,开始紧张地工作。妇女们用巧手为红军暴动队缝制了红旗和袖章。暴动队的旗帜是红旗上贴着用白布剪成的锤子镰刀图案,袖章一律是红布圈用白灰胶水书写“红军”两字。妇女们还为暴动队做了一批牢固的草鞋。暴动期间,朱水莲带领着妇女们担负后勤任务,给暴动队送饭送菜。

“惠安暴动”失败后,暴动的领导人陈琨、蓝飞鹤、林权民等同志先后惨遭反动派杀害。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地围剿革命根据地,屠杀红军战士,迫害红军家属。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惠安。

母与子 两代人 接力掩护同一人

1930年12月,国民党反动派悬赏缉捕“惠安暴动”领导人蓝飞凤。当时蓝飞凤正身患重病,组织将他安置在朱水莲的家里。朱水莲冒着随时都有杀身之祸的危险,以高度革命责任感保护、照顾蓝飞凤。

那时,蓝飞凤发高烧,不省人事,她一口一口地给他喂汤喂药。家里没有米,她托人到三坪借米来给病人做饭。有一次,国民党教导团路过路口,村里的群众以为是要来包围朱水莲的家,都为她捏一把汗,催促她赶紧转移蓝飞凤。朱水莲不慌不忙,和陈兴桂一起,很快把蓝飞凤转移到自己家里的草房隐蔽起来。

在那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时代,朱水莲表现了惠安革命妇女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

“惠安暴动”失败后,朱水莲也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是她没有灰心,她相信红旗不倒,火种不熄。她怀着坚定的信念,坚信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事业是正义的,是一定会胜利的。

1935 年,朱水莲的丈夫病逝于厦门。此时,她才 37 岁,她没有改嫁,艰难地带着几个子女顽强地生活下去。陈志添的父亲陈振辉在回忆母亲的笔记中写到:“我母亲谆谆教导我们要听党的话,用她自己亲身参加革命斗争的经历,激励我们要走革命的道路。 ”

1947 年农历十月初七,几经磨难的朱水莲病逝于路口村。

机智的儿子——陈振辉

陈振辉,1924 年 2 月出生在厦门鼓浪屿,祖籍惠安县 ( 今属泉州市泉港区),祖父与叔祖全家居住在厦门鼓浪屿,为法国领事馆洋务工人。他年少时就读于厦门私立英华中学(今厦门二中),他的老师是北京人,所以自幼练就一口标准国语。

1938 年 5 月,日寇入侵厦门岛,祖父举家迁回惠安,回到惠安以后,陈振辉便转入侨光中学继续读书。

抗战初期,国民党为了补充兵源,到处抓壮丁。陈振辉在家中排行老大,家中还有一个弟弟,当时弟弟还小,陈振辉不忍心弟弟去当兵,便不顾家中长辈的反对当了兵。

1942 年 7 月,初中毕业的陈振辉通过考试,进入宪兵司令部宪兵学校当学兵。宪兵学校位于南平东山头,他编入重机枪连学兵,全连装备二挺马克沁机枪,当时一个学兵班有16 人。他记得第一次到南平东门外打靶,250发子弹,响了几下就压弹了,原来是子弹潮湿发霉所致,闹了个大笑话。

学兵训练异常艰苦,科目有步兵操练、体能、搏击、射击等,例如单杠拉不上就用绳子捆住手在上面拉,常常训练到凌晨两三点,一天仅休息4个小时,精神与体能已达到极限。陈振辉曾经反复提到,当时要训练成为一名合格的士兵很不容易。学校不发军饷,把这些钱拿去办伙食,几乎天天杀猪吃肉。由于身体消耗太大,三两一个的饭团一顿可以吃掉四个,还是觉得不够吃。刚开始学校有学兵 700 多人,后来,不少学兵因生病、死亡、逃跑等,到毕业时,仅剩 100 多名学兵。

1943 年冬,陈振辉从宪兵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宪兵四团一营二连一排七班,下士军衔。当时,第二连驻防福建建阳、建瓯、浦城三县,陈振辉一排驻建瓯永溪汽车站。期间主要任务是监督部队官兵,维持军纪及扰民问题。浦城位于闽浙边界,不时有战斗部队从浙江前线撤下来休整。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即将接收日本占领区。1945 年 8 ∽ 9 月,第二连从南平出发经过水溪到达长汀,驻军一星期后,奉令赴厦门接收。厦门接收工作进行 28 天后,团部奉令调往台湾。当时,一艘台湾民船来接部队,两个连官兵从厦门轮渡登船,在大风大浪中颠簸了四天四夜,陈振辉所在的部队才在台湾淡水登陆。

第二连负责接收宜兰、苏澳、花莲、台东,陈振辉和另外 6 位战友驻守台东。当时花莲某军营驻扎了日军十几万人,而宪兵才二十几人,宪兵把住各个大门,不准日军出来。不久,国民党部队陆续登陆台湾,奔赴各地接收。

之后,上级号召开办国语补习学校,陈振辉与战友刘必涛(南安人,福建培元中学毕业)便在台湾花莲开办了一所免费国语补习学校,每天上午 8 点到 10 点开课。陈振辉有时也去花莲高级女子学校或市政府教国语。补习学校结束后,陈振辉被派至军士班第四期训练。

1945 年底,蓝飞凤同志跟随国民党政府接收队伍来到台湾新竹县 . 蓝飞凤当上了国民政府新竹县县长,成为一位“白皮红心”潜伏在国民党政府中的中共地下党员。

新竹防守司令苏绍文,新竹人,少将军衔,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有一天晚上,苏绍文开会宣布蓝飞凤是中共地下党,计划第二天实施抓捕。次日一早,苏绍文出发去新竹市区准备抓人,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暴露的蓝飞凤乘车前往驻地,要找苏绍文。1930 年“惠安暴动”失败后蓝飞凤曾在陈振辉家中隐藏了一个多月,二人本就是老熟人,而且又是同乡。陈振辉得知情况后,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忙独自前往新竹县政府,告诉蓝飞凤其地下党身份已经暴露、马上要实施抓捕的消息。得到消息的蓝飞凤紧急撤离,悄悄离开台湾,安全脱险。陈振辉因此被降级处分。

1948 年,陈振辉厌倦了宪兵生涯,再次考入宪兵学校进入军士大队第二十五期。数月后,他悄悄离开学校,当年九月初九回到家乡路口村。

据陈志添介绍,他的父亲陈振辉回来后,本来要外出谋生的,由于是家中长子,出门多年好不容易回来,祖奶奶怎么也不让父亲再出门了,最后父亲只好作罢留在了路口。

留下来的陈振辉在路口村做了很多事情,组织农会,并当了“农会主任”,此外还参与办学、教书,交通联络等等。

文革期间,陈振辉家被评为“中农”,受母亲朱水莲的影响以及自己当过宪兵的经历被列为“黑点”,陈振辉经常被拉到广场上去批斗,遭到语言攻击及非人折磨。“要不是因为我父亲接受过良好教育,心理素质好,恐怕很难挺过来。”陈志添心疼地说。

尽管受尽各种折磨和冤枉,陈振辉的革命情怀却从未动摇过。陈志添告诉记者,他父亲常说:“要相信党,总有一天会恢复身份。”

陈志添回忆,他父亲陈振辉被批斗时,家中生活举步维艰,生产队分的粮食很少,经常有上顿没下顿,几个兄弟姐妹能活下来,真是奇迹。

1980 年,陈振辉的“黑点”冤屈得以平反。

1985 年,陈振辉的母亲朱水莲被追认为“老接头户”,授予“五老”荣誉证书。

2015 年 9 月,陈振辉逝世,享年 92 岁。

陈志添的父亲陈振辉经常和子女聊起当年抗战艰苦卓绝的岁月,希望后代人好好珍惜今天的和平生活。他父亲希望奶奶朱水莲共产党的梦想在自己下一代人甚至下下一代人中得以传承。

“坚定不移跟党走,相信共产党”,陈志添说这是他父亲经常教育他们的一句话,这也是他的奶奶朱水莲曾对他父亲反复讲过的话,这句话也一代一代传了下来。

1967 年出生的陈志添,虽然从小受到奶奶、父亲“黑点”问题影响,但他仍无怨无悔,延续着家中的红色传统,肩负起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兢兢业业地工作,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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